随着“博物馆热”兴起，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一座博物馆赴一座城”。作为湖南省文化地标的湖南省博物馆，从2011年7月宣布改扩建至2017年底重新开放，刚好搭上这班流行的顺风车，成为热门的“打卡地”，累计接待国内外参观者超1000万人次，引发了一波“湘博热”。2022年7月30日，湖南省博物馆正式更名为湖南博物院（以下简称“湘博”），从“馆”到“院”的跨越不仅显示了几代湘博人的拼搏和努力，更体现了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湘博主动走入人们的生活，用匠心和科技让文物“活”过来，让文化“火”起来的美好愿景。更名之后的湘博试图借助各种传播渠道和方式，在贴近参观者实际需求的同时，达成公共传播的目标。公共传播即“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公共媒体、非营利组织或公民通过媒体进行的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公共信息和公共节目发布”。作为面向大众、致力于文化传播和终身教育的公益性文化机构，博物馆显然是公共传播的主体之一。本文将通过对湘博这一个案的考察，在普遍性的层面讨论博物馆作为一个公共媒介应该如何进行传播。论文力图回答以下问题：湘博是如何通过器物展示与展览设计进行公共传播的？在此过程中它运用了哪些传播策略并取得了怎样的传播效果？通过博物馆进行公共传播，我们目前面临哪些困境？

正如英国媒介与文化学者珍妮·基德指出的，“不管是作为物理的，还是建筑的，抑或是机构的场所，博物馆都是要讲故事的”。作为公共传播媒介的湘博，面对异质的大众，以讲述文物故事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帮助大众理解文化，是其公共传播的应有之义。

（一）叙事主题：凸显文物的人文内核

叙事主题的确立是主题展览的核心和前提，它不仅决定了展品的取舍和陈列的重点，而且能够对参观者的解读产生引导作用。为了使18万余件文物瑰宝能够在公众面前充分展示，湘博深入挖掘文物内涵，精心提炼叙事主题，以主题展览的形式向公众传递文物的人文内核。湘博不仅打造了“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和“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两个基本的主题陈列，还利用其青铜、陶瓷、书画、工艺等方面的藏品资源开设了多种主题展览。这些展览在叙事主题的确立上主要体现了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是以物为宗。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都是由物质、制度和精神等多个层面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湘博在策划主题之前，会对反映湖南地区历史文化特色或中华历史文明成就的代表性藏品进行整理、研究或补充性征集，从而为基本陈列提供实物支撑，其目的是以物为媒窥见文明的灿烂与传承。于湖湘文化而言，“美俗于斯——木雕里的桃源印象”遴选了200余件（套）公私所藏桃源木雕精品，向公众呈现了“木雕凿出的凹凸艺术”，彰显了桃源人民的智慧结晶。于中华文明而言，商周至明清的青铜器展，展现了灼灼铜华由厚重走向轻巧、从庙堂走进民间的发展历程；东汉至明清的单色釉瓷器展，揭示了烧制技艺的出现、断裂、创新过程，不难让人们发现至纯至美的釉光已经闪耀了一千多年。以物为宗，一直都是湘博作为历史艺术类博物馆的优势所在。

其二是以人为本。文物固然是展览的主体，但其由人所造、为人所用、因人而展，其本质上折射的还是人及人的生活。湘博在选择叙事主题时，一直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具体表现为以器物之体展现其背后人之精神。如前述中国青铜器展，青铜器“兴于王政，盛于三代”，承载着当时人们尊崇的亲疏尊卑的宗法和礼乐文化。还有“王门艺事——王闿运和他的弟子们”专题展览，从湘楚大儒王闿运讲起，用明清以来的名人信札、书画、手稿等珍贵文物，传达了王闿运及其弟子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和对经世致用的不变追求。

（二）叙事时空：重构文物的出场语境

在叙事主题的基础上，如何生动地讲述人与器物的故事成为湘博叙事的重点。叙事是具体时空中的现象，任何叙事作品都必然涉及某一具体的时间和某一个（或几个）具体的空间。时间和空间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内在的连续性及外在的情境。湘博兼具历史艺术博物馆和地域性博物馆双重性质，时空因素是考察其叙事的重要维度。

历史类展览的共同特征就是依照一定的逻辑线索，展现历史事件发展变化的过程，揭示其背后的历史内涵和事物发展规律。湘博的展览内容是历史性质的，具有连续性、逻辑性，时间显然是分析湘博展览叙事的重要切入点。茨维塔·托多罗夫曾言：“时况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两种相互关联的时间概念：一种是被描写世界的时间性，另一种是描写这个世界的时间性。”这里牵涉到叙事中的时序问题，即历史真实发生的时间顺序与历史被讲述的事件顺序之间的对比。为防止公众的时间感产生混乱，湘博在展览中设置的时间顺序一般都是基于真实历史时间而展开。但同时为更有效地整合和传递历史事件的深刻内涵和深远教育意义，湘博在叙事过程中又会采取双线甚至多线并行的方式，以单个或局部的历史发展折射整个朝代或某个历史阶段的宏观演进风貌。如“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以“湖南人”为脉络，展现湖湘大地环境以及先民文化生活的变迁，但其中的历史节点也关联着中国的大时空背景，特别是“我从哪里来”部分，通过揭示湖南地区民族结构与分布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与民族融合的进程。

除了时序，时距的控制也是考察湘博叙事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时距，就是“事件或故事实际延续的时间和叙述它们的文本长度之间的关系，即速度关系”。湘博通常会通过标志性场景的选取、重点画面的勾勒等方式，再辅之以粗线条的摘要和对细枝末节的省略等手段，来加速或减缓叙事速度。此外，展厅也会明确参观的时长，为参观者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时间预期。以“长沙马王堆汉墓”为例，该展览以惊世发掘、生活与艺术、简帛典藏、永生之梦四个重点单元勾勒了轪侯家人生前的生活画卷，其中“生活与艺术”部分通过奴仆成群、琴瑟和鸣等标志性的场面展现了主人公家境殷实的状况和歌舞无休的场景。该展览参观时间就标为“约1.5小时”。通过对事件叙述的详略控制，湘博可以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不仅为公众设置了需要重点理解的对象，同时也能引导公众按照既定的节奏参观。

历史类器物的展示价值不仅在于让公众看到过去，更在于让公众透过器物与过去对话，以古鉴今。湘博的展陈叙事往往牵涉真实存在的历史和被表现的历史，前者已经湮没在时间的长河里，只留下些许残缺的碎片，而后者虽经湘博通过文物予以“再现”，但其归根结底掺杂了今人的想象，具有无法摆脱的时代局限性。也正因此，湘博展览具有介于真实历史与当下想象之间的微妙特性。在线性的时间脉络里，湘博将散落世间的文物加以组合，以顺序讲述、时距控制的叙事手段使历史得以再现，充分体现了其展览叙事中微与著的交融、详与略的艺术。湘博自身的时代属性，又令这种再现打上了一层今人的烙印，构筑起古与今的对话。

从空间定位来看，湘博的地域性要求其必须成为反映湖南区域文明的大型历史艺术博物馆。但湖湘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又让湘博难以脱离整体文化背景孤立地叙述地方文化。这种空间上的双重性主要表现在湘博的视觉空间和实物展品中。就视觉空间的设计而言，湘博在其建筑叙事中加入了很多具有湖湘特色的视觉符号，如室内设计中采用的与水、书法等相关的元素符号，以及“湖南人”展厅中复原陈列的一栋湘式古老民居等，这些都能让观众近距离地感受湖湘文化的灵动之美。不仅如此，中华文化的视觉元素也蕴含其中，场馆内部空间设计参照传统宫廷建筑，场馆的台基、屋身、屋顶尺度比例与中国古建筑三段式特征一脉相承。就实物展品的呈现而言，文物的直接展示具有直观性和强烈的感染力。湘博的文物展览多围绕湖南的独特资源展开，在叙事中突出湖湘文化特色和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如反映传统文化的“激逸响于湘江兮——潇湘古琴文化展”，一张张古琴展示了中华古琴文化从湘楚之地滥觞，在中华文明中延续两千余年源远流长的历史。

（三）叙事结构：重塑文物的内在联系

特定主题下的时空交织为博物馆的叙事框定了发生背景及演进线索，但博物馆如何在此框架内谋篇布局仍是一个需要探究的问题，这也涉及对博物馆叙事结构的分析。在参观博物馆时，人们面对孤立的展板和刻板的文字很难产生联想，物与物关联与组合所形成的结构才是展览叙事的关键。因此，湘博尤其注重文物之间的逻辑关系，致力挖掘文物背后的文化意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主题展览。总的来说，湘博的叙事结构主要有板块式和连缀式两种。

板块式叙事结构是指事先确立一个比较明确的主题，然后将几大块相对独立的内容并列组织在一起，来说明和印证这个主题。宏观来看，湘博的定位是一座主要反映湖南区域文明的大型历史艺术博物馆，在此主题下，湘博从不同角度设置了多个并列展览，通过对湖南的地域风貌、工艺技法、人情风俗等各方面的介绍来完成自身的使命。微观来看，各个分设的展览也贯彻了板块式叙事结构。以其常设的“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为例，在反映“汉初的历史文明”主题下，湘博以惊世发掘、生活与艺术、简帛典藏、永生之梦四个独立的板块，展示了汉初人们的丧葬观念、衣食起居、科技成就等。此陈列结构既有利于把不同的人物、事件灵活整合在一个主题中，化繁为简，也有利于参观者从多个角度充分地理解展览主题。

不同于板块式结构之并联式、非线性的特点，连缀式叙事结构具有鲜明的故事线，经历“起、承、转、合”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将展览的各部分当作故事情节，按照情节的因果、递进等关系将各部分串联，使整个叙事文本依其内在逻辑联系成一个整体。连缀式的叙事结构并非单独存在，其往往内置于板块式结构里，在各个独立板块的故事讲述中发挥作用。以湘博的另一个常设展览“湖南人——三湘历史陈列”为例，该主题之下设置了并列的“家园”“洞庭鱼米乡”“生活的足迹”等5个板块，其中“生活的足迹”部分就以时间顺序串联起“青铜时代的南方礼乐”“湘楚风情”“大一统下的小农家居”“多元文化交融的社会风尚”“重心南移后的品质生活”“从宗族社会到近代化”6个情节，层层递进地展示湖南古代文明孕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这是一个标准的“起、承、转、合”串联结构，也正好对应中华文明的发展史。

总之，作为讲述者的湘博，其叙事手法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以主题的确立为起点，通过器物的展示彰显文明的重大成就，折射人的生活旨趣；以时间的连续性为线索，选择恰当的叙事速度讲述文物的独特故事，并在视觉空间和展品的安排中兼顾地域性和整体性的空间特点；最后结合板块式结构和连缀式结构进行布局，使物与物、展览与展览之间结构紧密、逻辑清晰。

博物馆的核心是藏品、是遗产，也即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的物证，博物馆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和使命离不开其所藏之物。国际博物馆协会从三个角度表述了“博物馆之物”，即历史之物、收藏之物和展览之物。“历史之物”是过去历史的见证者和留存的遗迹；因其象征意义被封存在特定地点进行保护的是“收藏之物”；“展览之物”则是指被当作符号用于展览的对象，这需要通过策展来实现。在湘博的公共传播中，对所藏之物精心策展是其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关键。

（一）策展的建构性：公共传播中的故事演绎

策展的内核是“物的选择”与“关系的生成”，通过选择与组合，制造不同展示对象之间的关联，赋予它们整体的意义和价值阐释（主题），从而达到制造意义系统的目的。湘博在特定的主题下将所藏之物按照故事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传达新的立意，这充分体现了其策展的建构性。

湘博在策展时回归物的价值，在精心选择代表性文物的基础上，借助故事的形式将分散、单个的文物勾连起来，在大量文献的支撑下尽可能地补充和完善故事细节，再辅之以相关的叙事技巧，使散落、孤立的文物在策展人的巧思下建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从而让沉默的文物在故事发展中“活起来”，变静为动，变孤立为完整。此种策展方式尤其考验策展人的内容策划能力和展览立意能力。前者要在“物的选择”和“关系的生成”上下功夫，既要在众多文物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又要在物的多重功能中把握文物最鲜明突出的特征；既要看到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要考虑如何让这种关系在新的故事中发挥作用。后者则需要湘博借助故事的立意让沉默、冰冷的文物“自己讲述自己的历史故事”，揭示故事背后蕴含的时代精神和民族风貌。总而言之，要让参观者在故事的讲述中获取显性的文物认知，在故事的余韵中接受其隐性的价值观念，这才是湘博策展的最终目的。“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在三千多件出土文物中，湘博选择了千余件珍贵展品，以轪侯家人的生活故事来加以组合，从横切面传递当时中国物质文明水平的信息，不仅力证了史书上的相关记载，而且显示了古人不断进取的时代精神和浪漫的多维宇宙观。

除了对故事内容进行策划，湘博在故事的呈现形式上也多有创新，主要体现为传播媒介的跨界整合以及多媒融合。前者指以湘博的文物故事为主体，吸纳其他艺术形式或媒介形式，在互借互鉴中丰富故事的讲述方式；后者则指围绕特定的文物，融合多种媒介完成一个特定的故事呈现，将文物故事从静态的文字和实物中解放出来，借助不同的媒介重新演绎。如基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打造的“一念·辛追梦马王堆复原动态展”，该展演以西汉初年长沙国丞相轪侯夫人辛追秉承夫志、教子成才、保家卫国的故事为主体，将历史文物复原展示与中国传统艺术京剧表演结合，在艺术与媒介的跨界整合中创新了故事的呈现方式。不仅如此，该展演还融合了独特的舞美设计和多媒体视觉影像对故事画面进行包装，以高精度的三维数字还原，并加以大量粒子特效，形成裸眼3D效果，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视听感受。

（二）策展的关系性：公共传播中的情感传递

故事的演绎连接了物与物，但“我们注视的从来不只是事物本身，我们注视的永远是事物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策展亦是一种连接物与观看者的活动。作为公共传播媒介的湘博，其策展行为不仅是对特定内容的陈列，更是一种通过物与参观者关系来传递情感的方式。在策展的过程中，湘博会根据文物本身的不同特征选择特定的情感传递方向。

首先是以地域性内容营造归属感。归属感是个体对其所属群体以及从属关系的认同，其前提是个体必须知悉自己的群体样貌，也即对群体缘何产生、因何联结、共享何物有所了解。作为本地区乡情宣传、教育的平台，湘博尤其注重对本地历史的追溯和对地域文化的挖掘，不论是其常设的展览“湖南人——三湘历史陈列”展，还是其开设的特展与专题展，本地性的内容都占据了较大比例。以其常设展览“湖南人——三湘历史陈列”展为例，该策展以“湖南人”为核心，从产生“湖南人”的地理环境出发，到对“湖南人”“湘魂”的揭示，整个展览浑然一体，并以第一人称视角增强了公众的代入感。湘博对地域性内容的突出有利于本地参观者了解自己是谁，从何而来，使其产生对所在地域的认同感和所属群体的归属感。

其次是以成就性内容引发自豪感。当个体将自身融入集体和民族之中，共享整个集体和民族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时，其自豪感会油然而生。湘博擅长通过对湖湘文明和中华文明一系列成就的主题展示，来唤起参观者对先民智慧的惊叹，进而引发其对地域、民族及文明的自豪感。参观者既可以在馆内欣赏到湘楚大地的古琴风韵、仙境桃源的精美刺绣，还可以在此间感受到中国古代青铜的王者气魄、历代简帛的恣意挥洒等。从物质文明到精神风貌，传统文化的气韵透过器物与国人相遇，器物成为引发国人自豪感的历史文化基因。

最后是以进步性内容产生幸福感。幸福感的产生不是突然的、偶发的，而是在过去和现在的对比中获得的。湘博主要通过两方面的内容唤起参观者的幸福感：一是革命文化的讲述。如“芳草之地 红满潇湘——馆藏革命文物专题展”以湖南革命历史为主线，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讲到湖湘儿女投身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程，让参观者在战火与和平的对比中感受当下的幸福。二是社会进步内容的展示。展示从石器时代的斧、耒、耜到青铜时代纹饰精致、铭文典雅的青铜器，再到铁器时代的金属器物等，以此呈现耕作技术的进步、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等，湘博通过实物讲述了一个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故事，结合湘博“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展示信息时代的标准化农业、智能生产车间等现代化成就，在对比中让参观者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差距，进而产生生活于当下的强烈幸福感。

“历史就是观看、记录和展示”。历史的当代意义永远在于其如何被当代人理解。湘博在策展中，正是利用并放大器物与观者的连接因素，将归属感、自豪感和幸福感内蕴于展品之中，向参观者讲述一个个“与己有关”的故事。

（三）策展的科技性：公共传播中的交互体验

策展的价值在于阐释。时间的线性和不可回溯性使得历史成为永远无法被彻底还原的“异乡”，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想象和阐释中被建构的。博物馆的策展正是为建构这种阐释而生，策展性越强的展览，可阐释性也越强。随着新媒体技术引入展览，参观者的观展行为也被编织进这种对历史的阐释。

德·塞托曾将博物馆的参观者纳入日常生活实践的分析，指出步行者通过步行的策略——绕道、横穿、即兴改造，抛弃了原来的空间限制，并发明了其他的可能性和限制性。博物馆也会有意识地将参观者这种能动性的发挥纳入自己的策展活动，以改进过去按照既定路线的机械参观，选择为参观者提供一场个性的、灵活的览物之旅。比如，湘博推出AR眼镜、智慧导览器等参观工具，方便参观者自主识别视野中的文物，并利用音频、视频、三维成像等生成关于展品的时代背景、相关故事、制作工艺等虚拟内容。参观者可以自由穿梭于文物之间，通过点击感兴趣的文物获取其相关信息。湘博借此拓展了文物和展陈的边界，增强了参观者与场馆、文物之间的互动体验。

虽然自由选择参观路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博物馆凌驾于参观者之上的训喻者地位，给予公众更大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但这种参观方式依然没有脱离“展示-观看”的模式，参观者终归只是作为客体依照博物馆设置的解说去理解文物的价值。有鉴于此，湘博在策展中也致力为参观者提供更大的自主空间，使其在亲身体验而非机械接收中获得对历史的理解。2019年，湘博开设了VR行走体验馆，为参观者身临“真实”的历史场景提供了可能，比如其中的“国宝迷踪”项目，就以66台OptiTrack主动式红外摄像机1∶1复原了12件文物，打造了一场逼真的交互时空体验。参观者得以赶赴夜宴会场，偶遇辛追夫人，或者在金戈铁马的时代投身战场，找到失落的皿方罍……从“观看文物”到“置身其中”，湘博让参观者也成为文物的阐释主体之一。

从所藏之物到展示之物，作为策展人的湘博突破了藏品的封闭性、孤立性，利用策展将其与其他藏品进行组合，赋予其新的意义，并将情感的传递蕴含其中。策展实际就是以文物的重新组合建构新的历史故事、以关系的连接唤起特定情感的活动。在此过程中，湘博也在不断利用科技进行创新，将参观者纳入对文物的阐释之中，以进一步提升文物的可阐释性，实现其意义的“增殖”。

近代意义上的“认同”最先由弗洛伊德提出，他指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者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过程”。人类学对族群的论述也与“认同”相关，人类学认为族群是一种构建在认同基础上的共同体。不过，不论人们将认同分为诸如种族认同、民族认同还是自我认同等各种复杂的类型，从本质上来说这些认同都是基于文化认同这一底层逻辑生发的。“文化认同”指人类对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是个体对其所属文化及文化群体产生归属感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博物馆作为一个以展示活动为主要行为的主体，是一个“定义自身与他者的媒介，通过这种媒介可以进行日常生活中具体身份认同的争论”，也是以其丰富的收藏资源和文化符号促进人们形成文化认同、建构自身身份的重要场所。

（一）记忆实践：湘博建构认同的意义生产

博物馆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物质性记忆之场。记忆就积淀在其场馆实体与所藏的器物之中。“记忆的文化内核指向个体的身份焦虑、价值迷失与身份追认。”基于此，湘博作为“记忆残留物的场域”，有责任通过其建筑空间的设计与历史器物的重新组合，去生成新的意义，并以此建构个体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这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

其一是以静态的意义世界打造记忆空间。首先，“建筑构造赋予了博物馆意义。建筑从观念和物质上决定了参观的条件。它不仅构造了展览的框架，而且塑造了参观者的经历”。湘博的建筑对其意义生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该场馆设计实际上已成为这个记忆世界的物质外壳。湘博的场馆设计以湖湘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为创意源泉，建筑外部以金属大屋顶寓意洞庭之水凝固成鼎，既以洞庭水彰显湖湘文化的复兴，又以“鼎”象征中华文脉的繁荣昌盛；建筑内部的空间设计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五行”概念：代表金的大屋顶、表示木的水景平台和入口大厅墙面、承载水的广场水景、入口大厅顶上的“火炬”以及以马王堆汉墓核心文物展示区复原墓坑代表的土元素等，无一不体现着文化的传承与融合。其次，湘博的各个展览及其器物安排构成了这个意义世界的血肉。其中既有地方性的民俗文化展，又有中华文化发展的专题展，其藏品为参观者提供了记忆的器物资源，填充及丰富了意义世界，并以其特有的意义最终导向文化层面的认同。最后，湘博利用叙事技巧和传播策略为器物编织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故事，传递了先民的情感和思想观念。这些价值层面的赋予构成了该意义世界的精神落脚点，使湘博的记忆资源更生动，也更具体。质言之，湘博通过场馆设计以及器物策展，让参观者置身于一个大型的记忆场所之中，通过其所见、所闻、所感完成其认同建构。

其二是以动态的意义嵌入展开记忆实践。“被回忆的过去永远掺杂着对身份认同的设计、对当下的阐释，以及对有效性的诉求”，为了贴合时代的发展，湘博的意义生产也必须与时俱进。一方面，湘博的地方性要求其与湖南省的发展紧密结合，服务于地方的文化建设，如湘博在2022年的跨年大展“艺术长沙”中推出“根基”，展示了现代油画与湖湘文化的碰撞，为湖南的“强省会”战略添砖加瓦；与此同时，湘博也是辐射全国的国家级重点博物馆，承担着弘扬时代精神的使命，如2022年9月至12月的“奋进新时代”展，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批示精神的生动实践。参观者的记忆实践依据湘博的动态意义生产而变化，这充分体现了湘博认同建构的时代性。另一方面，意义的生产并不是单向的、凝固的，而是开放的、包容的。湘博也会将公众纳入意义的生产之中，在双方互动中完成记忆实践，建构文化认同。一来，湘博注重贴合社会潮流，实现针对性认同建构，如在马王堆汉墓基础上开展的实景解密和密室逃脱活动等，将藏品的文化意义巧妙地嵌入活动中，吸引年轻群体；二来，湘博积极招募社会志愿者，既扩大自身队伍，又让大众亲身参与文化传承活动，助推其记忆实践。总之，湘博既注重静态空间的搭建，又注重动态实践的开展，充分体现了其文化认同建构的灵活性、时代性和趣味性。

（二）场域叠加：湘博意义生产的错位风险

一直以来，将博物馆视作与世隔绝的“圣地”和人们膜拜展品的“世俗教堂”是人们对博物馆最持久的想象，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结构持续进行着自我稳固和自我强化的“再生产”，使既得利益者能够保持优势。其中文化再生产具有隐蔽性，一般通过教育这一中间环节来完成。而身为公共传播主体的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与终身教育的场所，同样可被纳入文化再生产的轨道。湘博的公共传播活动本质上是在利用馆内器物资源的文化意义建构认同，但在此过程中，意义的生成是由行动者（湘博）和社会结构力量（经济、政治等）共同建构的，二者在不断更新的展览实践中达到动态平衡。

在进行具体分析时，“场域”为我们提供了既关注结构性力量，又考察行动者能动性的有效视角。“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概念的“真正意涵来自各种关系，只有在关系系统中，这些概念才获得了它们的意涵”。湘博作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场域，其与经济场、政治场叠加而带来的关系交织令其时刻面临意义生产的错位风险。

这种错位首先表现为湘博如何面对市场经济。在消费主义的冲击下，湘博需要回答两个关键问题：文化性的藏品是否会变成消费性的商品？文化机构是否会异化为商业场所？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文物是历史的承载物，是凝结着文化记忆的符号化物品，蕴含着象征性意义，并且“通过博物馆和遗产地的视觉词汇，能让观众形成在地性和身份的概念”。因此，博物馆的藏品及其展览实际上是形成文化认同的中介物。但在市场化的浪潮下，博物馆也面临受众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效益减少的困境，这使得它必须寻找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比如，践行“观众为本”的展览理念和利用技术手段进行展览的形式创新就是湘博适应当下环境做出的改变。不论是利用VR、AR技术打造全新的参观方式，还是在策展中贴合社会热点推出女性向往的“无限佳丽”展、以密室逃脱提升参观趣味性等，都是这种转型的具体表现。湘博虽借此收获了一批年轻观众，但也不免受到一些质疑，况且文物本身的历史内涵是否会被过于现代且强烈的视觉效果所消解，仍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博物馆根植于公共收藏，在历史演变中发展成集体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工具，其本质依然是公益性的文化机构，其经济属性处于次要地位。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博物馆极易模糊自身定位，异化为纯粹的商业场所，而湘博在这方面的表现值得称道。湘博的新馆设计既延续了传统的博物馆功能，也容纳了新的公共服务空间，比如艺术大厅、观众餐厅、图书馆、儿童体验中心等，不仅提升了其自身的价值，也有利于增加观众的回访率，是融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典范。

其次表现为湘博如何面对社会公众。作为非营利性的文化机构，湘博的生存发展有赖于政府提供政策、资金、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的支持和扶持。而作为社会教育的有效组成部分，湘博同样需要回答两个问题：文化认同的建构是否会转变为机械的政治说教？“记忆之所”是否会异化为简单粗暴的宣传工具？博物馆本是集体记忆的建构之所，培养文化共识进而实现国族认同是其职责所在。一般而言，叙情与叙理是博物馆叙事性艺术设计的基本规律，这就要求博物馆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注重叙事素材的历史性、故事性与真实性。然而，在政治力量的影响下，湘博有时也会出现拔高“物”的象征意义之举，比如在解说中过度渲染文物所代表的成就，美化历史；在解说中简单地建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本国与他国等二元对立关系，从而让意识形态化的宣传遮蔽历史真实复杂的本来面目。显然，这并不能真正实现博物馆的功能。事实上，湘博应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倡议的那样，“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用史实说话，通过文物的强烈感染力而非通过解说机械拔高，通过展现历史发展的真实脉络而非给历史贴上二元对立的简单“标签”，来帮助参观者建构真正的文化认同。

综上所述，虽然“三四十年前将文物置放在红色丝绒展台上的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渐渐远去”，现代博物馆面对的是新的市场环境、新的时代任务，但其建构文化认同的基本内核依然没有改变。作为历史的讲述者，博物馆要以高超的叙事技巧达成以物见人、以古鉴今的传播目的；作为展览活动的策划者，博物馆要以策展的创造性实现文物故事的生动演绎、公众情感的自然唤起，并在科技的运用中增强公众的交互式参展体验；作为意义的生成场所，博物馆要通过其外部的建筑设计和内部的器物资源建构记忆空间，同时秉持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精神，展开动态的记忆实践，并最终促成文化认同的生成。也正是在这种认同建构的过程中，博物馆才能真正完成其公共传播的使命。